余正如,大家都叫她阿如,一九三八生于台湾基隆。在南老师的追随者中，博士、专家可以成把成把地抓，论学历，论财产，论社会地位，阿如在“南门弟子”中肯定排不上号。她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一辈子没有一个正式职业，没有头衔，没有家产，甚至连个家都没有，我把她写在这本书里，也是想从一个方面了解南老师的教化精神。

阿如出生在基隆的一个穷人家庭，她生出来不久，父母无力养活她，就把她送给一个有钱人家当养女。养父母对她不错，不愁吃不愁穿，家庭也很和睦。只是有一点，阿如这孩子有点怪，从小喜欢拜佛，喜欢往庙子里跑。读书读到小学毕业，就不想继续读下去了。还是一天到晚跑庙子，上佛学院。有时候一去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不回家，养父母心里着急，到处找也找不到，只得找警察局，还在报上登寻人启事，弄得满城风雨。阿如怕被家里人找到，跑到“养女会”寻求庇护，家里人拿她没办法，只好让她去。

阿如在基隆居士林一住就是几十年，实际上是过着出家人的生活，吃素念佛，还跟师父学气功，学拳，练就了一身本事，一般人近她不得。她长期的练功修行，修成了一副男儿身，三十岁就断了月经，在禅宗、道家里叫“斩赤龙”，据说是很难修到的一种功夫，从此，人的生理、心理就永远停留在三十岁这个阶段。这种属于东方神秘学的东西，我一般不轻易相信，但据看过阿如表演的人说，阿如的功夫确实了得；而我头一次见到她时，以为只有三十来岁，后来一打听，她已经五十好几了。

阿如从小信佛，但她为什么不削发为尼、不彻底出家？据说，她住过好几个庙子，深深了解到，梵音缭绕的寺庙，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方净土，宗教界里，也同世俗社会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也有勾心斗角，也有争权夺利。最使阿如伤心的是，她在一所庙里修行，为庙子干了不少活，文持很欣赏她，很信任她，把施主们捐助的香火钱都交给她保管，有几十条黄金。阿如把这笔不算小的钱藏在佛龛后面，没有人知道。后来，文持圆寂，没有多久，新来的文持逼她把这笔钱交出来，用这些黄金自己开了一个金店。阿如对宗教失望了，从此不再踏入这种圈子。

阿如还是信佛学禅，这一次，她投身南老师门下，一跟就是十五年。南老师的大名，阿如早就听说过，因为南老师刚到台湾时，在基隆生活了好几年，同佛教界人士有过来往，阿如一天到晚往庙子里跑，自然对南老师耳有所闻。她真正同南老师结缘，是在三十年后，她在好几个庙子里跑一圈之后，才找到南老师。那一年，南老师在台北创办了一所佛学院，名为“十方丛林书院”。书院初创阶段，人手不够，包括服务的做饭的，就在报上登广告，招聘工作人员。阿如的师姐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南老师办的佛学院招聘工作人员，你何不去试试。阿如喜出望外，背了两个大草包的行囊，跑到台北应征，说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当伙头军也行。她这一身装束，很土很土，问她会不会做饭，她说从来没有做过。但她一片诚心，并坚持不领一分钱的工资。南老师就把她留下来，试试看。这一试，就使阿如找到了归宿。她在这里感到很开心，听南老师讲课讲经，都是她过去没有听过的。她过去没有做过饭，但几天下来，居然成了厨房的一把手，每天三顿饭，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吃饭，都是她一人掌勺。后来南老师到美国，阿如也跟到美国；南老师到香港，她也跟到香港；南老师回内地，随从的人不多，但也少不了阿如。

阿如也是个奇人、怪人。现在，跟在南老师身边，除了做一顿饭之外，没有太多的事情。没有事情做，她闲得难受。怎么办？南老师另外找了一个做饭的，把阿如送到内地学医，到一个中医学院学了两年，又到上海跟一个“神针”学针灸。别看她只念过小学，学起中医针灸来，却很有灵气，解剖学上的名词，人体上的几百个穴位，她自己发明了一个口诀，很快就能背下来；她不用眼睛只用手摸就能找到扎针的穴位。而且，她给人扎针胆子很大，我在一边看着都有点害怕，但病人说她扎得很好，甚至到了针到病除的地步。“余大夫”的名气不胫而走，台湾一份报纸上甚至把她称作“针灸大师”。她的医术够不够“大师”的条件，我不敢乱说，我没有请她扎过针治过病；但她的医德可以说无可挑剔。她给人看病，一概不收钱。南老师送过好多学生到大陆学医，目的是不仅让他们学一种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掌握一种济世救人的本领。南老师那么多学过医的学生里，在学以致用、济世救人方面，可以说阿如是做得很出色、很有成绩的一个。她在上海学针灸的时候，每天早晨和星期天，都跑到公园去，教别人打拳；后来，针灸稍微入门，她就给别人扎针。很快就交了许多朋友，人家都传说这个余大夫是台湾来的，是个大好人。从开始学医到拥有小名气，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她不收钱，病人可以放心，至少她不会是一个骗子；当今社会，还有整天给人看病而不要钱的吗？

最近，阿如已经拿到针灸医师的执照，她更可以放手去做她想做的事了。她想只身到内地最穷的地方，比如贵州、西藏等地，去给穷人治病。她的愿心，南老师很支持，但不太放心。叫她先不要去贵族西藏。南老师投资金温铁路，正在施工，南老师联系好，把阿如送到铁路工地去，为修路民工治病。于是，余大夫的名字在铁路沿线又远近闻名了。在铁路沿线，她一站一站开展义诊。修路民工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比较差，生了小毛病，或者有点小病痛，一般也都忍着。阿如一到工地，立即受到民工的欢迎，民工排着队，一批一批来候诊。她每天给三四十个人扎针，越忙越高兴。别人怕她累着，而她就是不愿意闲下来，自带的三千根银针几天就用完了。这样的大夫已经不多见了，当年的“赤脚医生”是这么干的，现在上哪儿找“赤脚医生”去。当地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报道了阿如的事迹，有一家报纸的标题是：“南先生情暖建设者，余大夫妙手治百病”。

读者可能会问，阿如给人看病不收钱，那么她靠什么维持生活？她在南老师那里干活的时候，一直不拿工资，这是她投入门下的时候自己立的规矩。不过，南老师和他的学生经常给她一些零花钱。她除了出门坐公共汽车花点钱外，几乎不花什么钱，她把自己物质方面的需求压到最低限度。身上穿的，都是别人给的旧衣服，送她新衣服，她会不高兴，勉强收下来，她也不穿。到大陆学医，来回路费和学费，都是南老师和他的学生出的。她吃饭也简单。在南老师那里，她可以沾光享受到一些高级的东西，但她把基本衣食之外的东西都视为奢侈和浪费，甚至一张餐巾纸都不用，在她眼里，用餐巾纸擦嘴，简直是暴殄天物。她到北京学医，有时候到我那儿去，我怕她人生地不熟，再说年纪也不算小了，叫她打“面的”，十块钱就够了，她硬是不听，说挤公共汽车几毛钱就够了，何必浪费钱。到北京不到两个星期，北京的公共汽车路线比我这个老北京还要熟。

阿如实际上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但她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好像没有烦恼，没有忧愁，也没有任何个人的物质追求。阿如现在还能在各地奔忙，南老师考虑到，总有一天她跑不动了，需要一个属于她的“窝”，就在内地一个地方，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给阿如，但阿如不要，她说：我到不了享有房子的境界，天下到处有我住的地方，哪儿都是我的家。她现在想的是怎么为更多的人治病，金温铁路沿线跑了一趟后，下一步是海南岛山区，她要把自己的这点本事献给穷苦大众。她知道我去过不少国家，向我打听可以到哪些国家去行医，她要走向世界。我告诉她，几十年来，中国向非洲二十多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很受那里的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但那是很花钱的事，何况你不会外语，到国外去恐怕寸步难行。她听我这么一讲，说，那就先不考虑这件事了。

在南老师的那么多学生中，阿如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实际上，她是很有理想的人，她说她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办一个“安老院”，去帮助那些无助的老人。她说，人老了是最可怜的，是最需要帮助的，特别是穷苦人。我说，办“安老院”谈何容易，那要很多钱，你从哪儿搞到这笔钱。她说，慢慢想办法吧。她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她过了一辈子清贫的生活，从来是身无分文，想不到临近晚年，鬼使神差，她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亿万富婆”。原来，这牵涉一起遗产继承案子，有人在帮阿如打官司，如果官司打赢了，阿如就可以继承这笔遗产。我问她，这么多的钱，如果你拿到了，准备怎么花？阿如说，她自己不会花一分钱，她要分一半给南老师去花，另外一半让她的师姐去办一“安老院”。

内地年轻人当中，前几年流行一句很时髦的话，叫做“实现自己价值”。这句话是从西方传进来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实现自我价值；但我从阿如身上看到了一种力量，一个人活在世上，最高的事莫过于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我写完了这段文字后，问了她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出家？她没有说庙子里发生的事，只是说：“出家不好，出家不能做事，我不喜欢，我要做事。”她的回答很简单，似乎没有太多的道理，但我马上感觉到，这是受南老师的影响。南老师经常告诫他的学生，学佛、学禅不在于形式，不在于是否出家、是否吃素、是否打坐，最重要的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阿如现在不是走在这条路上吗！

录自：练性乾 《我读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