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因此，反思这场文明对话的历史脉络，对于总结世界文明对话的历史经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在文明对话的意义上，佛教在汉代与先秦形成的中华本土文明相遇后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关节值得注意。

　 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佛教的重要术语最初是参照儒家和道家的术语来翻译的，如“涅槃”古译为“无为”，释迦牟尼古译为“能仁”，这显然并不符合印度原文的意思。佛教教义在个别观点上与中华本土文明有相似之处，如报应说，但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华固有文明却有很大不同，许多地方是直接冲突的，如轮回说，省欲去奢，不近女色，抛弃妻子财货，仁慈乐施，行乞丐等等。如何解决这类因教义不同而出现的文明冲突？占有“中国佛教史上重要一页”（汤用彤）的牟子《理惑论》，为此时的文明对话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理惑论》主旨是宣传佛教教义的可靠性以及优越性，但它采用的办法是对话，通过对话来讲道理。牟子在对话中展开佛教优越性的论证，有时不免借鉴或迎合儒、道思想。比如，在回答人们对佛教“人死当复更生”说法的质疑时，牟子一方面用身体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来论证身体可灭，魂神不死；一方面又引用《老子》功成身退的观点来加以佐证。正是这种基于对话的文明融合的努力使佛教逐步在中国扎下根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诚如陈寅恪先生所云：“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他还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断禁肉食的戒律，影响后世极大，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北周武帝虽欲废斥佛教，也曾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前后七次，各陈是非。更令群臣讨论道、佛二教的先后、同异等问题，由于司隶大夫甄鸾、沙门道安、僧勔等人据理力争，使得废佛之议暂时中止。这也可以看到涉及宗教争端时文明对话的某种力量。

　 我们曾经说过，翻译是文明对话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佛经的翻译上。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鸠摩罗什在中外学者合译佛经的事业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所主译的《金刚经》、《维摩经》等佛经文辞优美，文学性很强。经过历代译者的努力，创造了一种融洽华梵的新的翻译文体。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外来译人与本土僧人合作翻译佛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译经的有效模式。到了唐代，则主要是由国家主持佛经翻译工作，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历朝都有官方组织的译场。由于有政府调动资源，因此，佛经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前代，其中像玄奘、义净、不空等人都是成就非凡的著名译师。当时大乘佛教经典的精华基本上都已介绍到中国。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这一点我们从古印度曲女城法会、那烂陀寺辩论会的盛况可以想见。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东晋佛教义学，以般若性空之学为中心，大量研究《般若》的人，通过读诵、讲说，或注解经文，或往复辩论，来对般若性空进行解释，产生各种不同说法，形成所谓“六家七宗”的派别，这无疑丰富了佛教教义及其解释的活力。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和同学景慧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往天竺寻求戒律，历时十一年，途径三十余国，获得大量珍贵的梵本佛经《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等。又从海路经南海回国，到建康，在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等，他还撰写《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历述沿途的见闻，为中国的传记文学开辟了新的写法。玄奘的西行取经，带回六百五十七部佛经，启动中国古代规模宏大的译经活动；另一方面，由他口述、辩机笔录，于贞观二十年（646）完成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经历西域、印度一百多国家、地区、城邦的见闻，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就是根据这部书提供的线索发掘并复原的。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前言）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的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作者张三夕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