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佛陀在世，说法教化弟子，亲自受教见佛身形、听佛音声的声闻弟子，具体感受到佛的伟大人格发自一与己身形无异的人，思维教法时亦不离佛的身语的示现。当佛一入灭，不能亲见佛的身影，于是转而将对佛的永恒思念，投射到佛的舍利、遗物乃至佛曾经游化的圣地等。虽然佛临入灭时一再告诫弟子以后当以“法”和“律”为师，当“自归依”勿“他归依”。但源于人类内在的宗教渴望以及对佛的永恒思念，佛陀崇拜的方式大致上有两种发展：一者努力追求可以取代释迦牟尼的具体的佛陀；二者则是对同一佛陀，区别有“色身”与“法身”的不同。前者是“佛陀观”的论题，后者则是“佛身论”的内容。

《阿含经》中已有三世佛的思想，有过去七佛以及未来的弥勒佛。弥勒菩萨被称为一生补处菩萨，现住于兜牵天，即将在五十六亿年后于此世界成佛，这种未来佛的思想，某种程度弥补佛陀入灭的缺憾，时间虽然久远，却让众生能有一个归依、向往之处。在这未来佛之后，慢慢有了来世他土佛的思想产生，亦即此土必须在五十六亿年后才会再有佛出世，为求早日见佛闻法，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此三千大千世界之外的他土，祈求藉由今世的修行果满，来世可以往生他方的佛世界，东方妙喜国的阿?佛和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即是其中的代表，相对于三世佛的思想，这又可称为他方世界现在有佛的思想，一从时间，一从空间，寻求另一佛来取代释迦牟尼，作为人们仰信的对象。在来世他土佛的信仰后，又产生了十方遍满佛的思想，如《华严经》的毗卢遮那佛(Vairocana)，像日光遍照十方，即使是在现在，于此世界，也有佛存在。后来，《涅槃经》中所讲的“佛性”，如来藏经典中的“如来藏”，或许都可以看作是十方遍满佛所演化而来的内在佛思想。以上即是佛陀观在印度发展的概要。

相对地，佛身论的发展却较为缓慢，一直到龙树为止，佛身论还是以色身(rupa-kaya)和法身(dharma-kaya)的二身说为主。在“涅槃城”入灭的释迦是现实界生灭的色身，佛陀所留下来的教法成为佛弟子永远的归依处，见法即是见佛，因为佛陀已经与不灭的法成为一体，这就是法身思想产生的渊源。就同一个释迦佛，讨论其生灭的色身与不灭的法身，这是佛身论所关心的内容。这种区分色身与法身的二身说后来也被套用到其他的佛，如前述的阿弥陀佛。甚至于讨论佛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说毗卢遮那佛或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的法身，释迦牟尼也就只限定用在色身的场合，如此，则是以佛身论融会了佛陀观。

龙树之后，五世纪的第三期大乘经典，发展出法身、报身(sajbhoga-kaya)、应身(nirmana-kaya)的三身说。色身变成应身又称化身，虽然还是生灭变化身，却被赋予积极化导众生的意义。报身有时亦称为佛的因行果德身，是指佛经无量劫修行所得的圆满报身。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来看，它具有像现实色身一样的具体性，从其圆满受报佛寿无量来说，又具有永远法身的永恒性，可说是统合色身的具体性与法身的永恒性而成立的。后来，也有将报身分为自受用和他受用二身的作法。这大约是佛身论在印度的展开。

佛教始于佛陀对弟子说法，佛陀说法的中心意旨是“人若修行必能成就究竟圆满的大觉”，所以佛教不同于神教。佛更不是创造神，这是佛教的基本信念。佛陀本身虽是纯粹历史上的宗教家，但在原始佛教中，当时的佛弟子却不只视佛陀为一历史上的人物，已有将佛陀理想化的倾向。历史性与理想化的二面，可说是原始佛教一般所呈现的佛陀之形像。

现存的原始佛教文献，包括巴利语的五尼柯耶(Nikaya)和律藏(VinayaPitaka)，以及汉译的“四阿含”和诸种律藏。其中，除《小尼柯耶》(Khuddhka-Nikaya)外，其他四尼柯耶与汉译“四阿含”，大体是相应的。因此，以下就以这些资料为中心，来考察原始佛教的佛陀观。

二、历史的佛陀观

(一)“成道”：理法即是佛陀

依据宇井伯寿博士的考察，完整的佛传编述大约出现在纪元一、二世纪左右，较早传到中国的佛传，如后汉献帝时翻译的《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兴起行经》等，也只记述成道前后之事迹，故不算是完整的佛传。到了众护(僧伽罗刹)的《僧伽罗刹所集经》与马鸣的《佛所行赞》才有专门编述完整佛传之倾向。这些经典皆以历史与神话以及本生谈混合的方式，来叙述佛传，其内容与当时印度最盛行的健陀罗(Gandhara)雕刻表现出来的佛传故事，颇为相似。所以在现今的《阿含经》中，找不出专门叙述纯粹历史上的佛陀之佛传，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如此，但在《阿含经》中还是可以窥见佛陀一生中的重要事迹。其中，笔者认为成道、初转法轮、入灭的意义，与整个佛陀观的开展有密切关系。

据说，悉达多(Siddhartha)决定放弃多年日食一麻的苦行生活，即往尼连禅河(Nerabjana)沐浴，然后接受牧羊女难陀婆罗阇(Nandabala)的乳糜供养。体力恢复后，于一棵菩提树(awvattha)下静坐冥想，不久就得到解脱、证悟。

“成道”之巴利语是abhisamboddhi，意指正觉、等觉，而由此衍生出正觉者、等觉者(samma-sambuddha)以及佛陀(buddha)等名称。“成道”表面上看来，就是一人间的悉达多成为觉悟者(佛陀，buddha)的过程。然广义地说，“成道”系指佛陀所说的一切法皆依于“成道”而成立，或者至少说此一切法皆蕴育于“成道”。再则，我们一般所谓的“佛(陀的)法”，乃是由“成道”开展出来的。

佛教说“正觉”跟西方认识论(epistemology)所说的“知识”(knowledge)是不同的。即，西方的“知识”是指主、客相对之下而有所知。然佛教说“正觉”是要求进入能知(认识的主体)与所知(认识的客体)未分之状态，结果达到主(修行者—能知)与客(所证得的法—所知)浑然一体。若把这样的说明应用到佛陀的“成道”，则“成道”之前是佛陀(主体)与法(对象)二元对峙的立场，但佛陀由于“成道”而彻底地体验了与“法”浑然一体的经验。

有关佛陀“成道”时所“正觉”的内容，宇井伯寿曾考察过十五种的异说。其中，四谛说、十二缘起、(由成道之前的八正道等，依其修行道原意组织变迁来的)四禅三明等，较接近佛陀“成道”时所“正觉”的内容。然而，四谛说的形式系针对第三者而发，所以不容易把此看作是成道内观的原初形式。其次，十二缘起虽具备成道内观的形式，但它已是缘起说的完成形态，而且其他的地方也常出现比十二支缘起还素朴的缘起说，因此十二缘起亦不容易看作成道所直观的原初内容。至于四禅、三明是依据于四谛、十二缘起说演变发展而成的。

如此似乎很难确定佛陀“成道”时所“正觉”的内容，但不管四谛说、十二缘起或四禅三明，都可说是“法”，所以可以说佛陀“成道”时“觉悟了法”。再说，不管怎么解释“成道”时所“正觉”的内容，无法否定的是：佛陀“成道”前与法(对象)二元对峙的立场彻底解消，由于“成道”，体验到与“法”浑然一体的经验—“觉悟了法”。

所谓“法”(Skt.dharma，Pali.dhamma)一概念非佛陀首创。印度思想中，“法”的意义多歧意义，欲了解其全貌，恐非易事。不只如此，单是原始佛教所使用的“法”，亦极为复杂。譬如，依照巴利佛典注释者觉音(Buddhaghosa)分析《尼柯耶》中dhamma的用例，归纳其意义共有五种。即，“圣典”(pariyatti)；“教说”(desana)；“因”(hetu)；“德”(guna)：善的行为，善业；“物”(nisstta，nijjiva)：无生命的东西。其中，“圣典”是指集“教说”的“经典”，而且“因”是指能使法无碍解生起者，在这样的意义下，说“因”通于“教说”，因为“教说”是可使法的无碍解生起因，所以“圣典”和“因”二者可包含于“教说”的范畴。结果觉音的五种用例可再化约为“教说”、“德”、“物”三种。

从dharma的语源方面来考察，它是从具有“支持”、“维持”意的动词语根√dhr衍生出来的名词，盖指执持不变者。由此意亦自然转而为秩序、法则、特性、规定、惯例之意。由此dharma的语源演变看，可知含有道德规范或自然法尔具备之“理法”的意义，可说是“法”的根源意义。若将“法”的意义适用到觉音的分类，则佛所说之法与“理法”一致，所以可说“法”中有“教说”的意义；行为(业)与“理法”相合一致，所以可说“法”中有“德”(善业)的意义；物顺著「理法”而存在，所以可说法中有“物”的意义。

再回到上面探讨的佛陀“成道”与“法”间的关系。虽然“理法”是不管佛陀是否出世皆存在的，亦即，理法存于成道以前，法在前，佛在后，而事实上佛陀证悟“理法”，成为“理法”，宣说“理法”。所以佛陀是成为“理法”者；“理法”不外是因佛陀成为“理法”，它才变成是菩提(bodhi)或三菩提(sambodhi)之内容。因此可以说，成为“理法”，或为与“法”一致乃是佛陀“成道”的意含。佛陀“成道”时与“法”的一致，可于如下的经文中窥知，即：

尔时世尊，初始得成于菩提道。在树下坐，经七日夜，加趺不起，以念解脱、快乐为食。尔时，世尊过七日已，一心正念，从三昧起，坐师子座。

初夜正观十二因绿，下观至上，上观至下，善念善观，不失不异，……。尔时，世尊知此法已，而说偈言：

‘若有梵行观诸法，即见如是法相生，

若见诸法从相生，即知诸法因绿有。

尔时，世尊还彼夜半，观十二因绿，从始至终，逆观至心，……。尔时，世尊知此法已，而说偈言：

‘若有梵行观诸法，即见如是法相生，

若见诸法从相生，即知诸法因绿灭。

尔时，世尊还彼后夜，观十二因绿，从始观终，从终观始，……。尔时世尊，知此义已，而说偈言：

‘若有梵行观世间，即见相生乃至灭，

既散诸魔建立住，若彼日天曜虚空。

这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正觉后七天，享受正觉解脱的法乐世界，在最后一天的初夜、夜半、后夜以偈颂表达的内容。在初夜中正观十二缘起的顺观，而由此知诸法因缘的生起；在夜半中正观十二缘起的逆观，而由此知诸法因缘的消灭；在后夜中正观十二缘起的逆、顺二观，而由此知诸法因缘的生、灭。不管十二缘起与佛陀成道正觉间是否有直接关系，此三时的偈透露了佛陀“成道”与“法”一致的实情。

初夜、夜半二时偈皆言“若有梵行观诸法，即见如是法相生”，表示“法”显现在禅定中的瞿昙中，而在后夜，就如太阳普照虚空，粉碎魔障(心中的一切执着障碍)而得自在。如此看来，这三时偈颂，描述法在禅定的瞿昙中显现，渐渐渗透到他的身心而终于完成正觉之过程。对于此时所证得的法，《律藏》中说佛陀有如下的想法，即：

由于证得的法是甚深(gambhira)、难解(duddasa)、难悟(duranubodha)、寂静(santa)、殊胜(panita)、超越分别的领域(atakkavacara)、微妙(nipuna)、依于显者能知(pandita-vedaniya)的。

如此看来，瞿昙在禅定中显现的法，是甚深、难解、难悟、寂静、殊胜、超越分别的领域、微妙。再说，它是超越一切对象的认识，无有任何的形相。但对正在禅定中的瞿昙而言，渐渐渗透他的身心，而已与它浑然一体的，是个明确、实际的法。以佛教的一般术语来说，佛陀的成道不外就是成就理智不二的根本无分别智。所谓理智不二是指所观的理法与能观的智并不是相对的，而是能、所不分，彻底超越一切对象的认识，而且理法在时、空上具有永远的普遍性，所以依于成道成为与理法一如的佛陀，应当也是如此，因此这理法一如的佛陀，可以说是整个佛陀观开展的基调。

(二)“转法轮”：教法即是如来

如前所述，广义来说“成道”，则佛陀所说的一切法皆依“成道”而成立，或者说此一切法至少由“成道”所蕴育的。世尊菩提树下成道只能说世尊之所以为佛陀(Buddha，觉者)的必要条件，而非成为佛陀的充分条件，因为度化众生的大悲乃佛陀之所以为佛陀的一个必要条件。再说，世尊成道正觉后，若未有转法轮之利他行，则“佛教”(佛陀的教说)自始即无法成立，更不用说是弟子透过与佛陀接触，所衍生的各种佛陀观。

依照有关世尊“转法轮”(dharma-cakra)的记载，世尊成道后，七七日(即七周)在菩提树下入深三昧享受解脱法乐的时候，两个商人兄弟——帝履富婆(Tapusa)与婆履(Bhallika)路过，他们供养世尊，世尊为他们宣说一些人生的道理。这无疑是世尊成道后第一次宣说道理，然而，由于对象是在家的商人，内容也不是深奥的哲理，因此这并不被视一次重要的说法。

此外，依据《方广大庄严经》卷十的记载，世尊在菩提树下入深禅定观察世间时，觉得自己证得的法甚深微妙，纵使说出来，恐怕大部分的人都无法理解，故有所踌躇。但经梵天(BrahmaSahampati，娑婆世界主)劝请，世尊改变初衷。但这是神话式的描述，缺乏历史上的证据。

还有依据《律藏》，佛陀虽曾于往鹿野苑(Migadaya)途中，因碰到邪命外道Upaka，而自言自语，但被视为第一次“说法”的，则是鹿野苑对五比丘的“初转法轮”。

当世尊靠近鹿野苑时，已经相约不起身欢迎的憍陈如(Abbata-Kondabba)等五人，不知不觉各从座起礼拜奉迎，称呼世尊为“瞿昙”(Gotama)或为“朋友”(avuso)，此时佛陀对他们说：

比丘们！莫以名或友称呼如来。比丘们！如来是阿罗汉、正等觉者。……我已证得不死(amatamadhigatam)[之法]，我将教授汝等，我将要显示法。[汝等]能如实以行我教者，不久在现实中，自身成就究极的无上梵行(anuttara-brahmacariya-pariyosana)，这是善男子出家者的目的。

依上述经文，世尊告诫五比丘不可以名字及朋友等相称。因为眼前的如来已不是以前看到的“瞿昙”(Gotama)，而是超越于一切对象，与法一体的阿罗汉、正觉者，将为你们宣说证得的不生不死之法(离于二边的中道)，若你们如法奉行，必定能证得跟我一样的究极无上梵行。

以下就详细分析、检讨“初转法轮”之意含。世尊成道后常自称“如来”(tathagata)，“tathagata”一名词并非佛教首创。佛教以前，耆那(Jaina)教等已尊称殊胜的宗教家为“如来”，表示真人等意。但世尊自称“如来”时，并未详细解释，现藉后世所说，来尝试说明。分析梵语“tathagata”，有如下三种解释：

(a)tatha(ad.：如此)+gata(√gam)：“如去”

(b)tatha(ad.：如此)+agata(a+√gam)：“如来”

(c)tatha(a.：真实的)+agata：“从真理世界来者”

在上述分析中，(a)是到达正觉的佛陀，即自内证的佛陀；(b)是觉他的佛陀；(c)是指综合(a)和(b)的佛陀，汉译“如来”即取此意。如此看来，“tathagata”有“如来”与“如去”二种意义，但此两者只不过把佛陀的性格暂分为两面而已，所以在经文中称呼佛陀时，很少看见分称“如去”或“如来”。再说，不会有不具“如来”意义的“tathagata”，也不含有不具“如去”意义的“tathagata”，两者是不可分离、互相含盖的。

再者，若整理《阿含》中所出现的“如来”(tathagata)的用法，则如下：

(a)用以表示世尊以及漏尽心解脱阿罗汉等的自内证。

(b)弟子所感受的悲者。

(c)表示历史人物的世尊自身。

(d)以实在论的立场描述超历史的佛陀(即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的佛陀)。

其中(d)已掺入了后世思想，所以在此暂不讨论，而前三者具现在历史上的世尊一人身上的，所以亦可说为一。再说，历史上的世尊证得与法一体的自内证就是“如去”的“tathagata”；而被弟子所感受的大悲者就是“如来”的“tathagata”。由此可说“如来”(tathagata)是显示生(身)与(教)法一如的“佛陀如来”。

再回到“初转法轮”之意含。佛陀之所以告诫五比丘不可以名字及卿友等相称，因为佛陀本身已证得不死的涅槃，成就与法一如，是超越一切对象化(理智不二)的“如来”(tathagata)，亦是阿罗汉、正等觉者。若依上所述，这可说是“如去”的“tathagata”。而且佛陀将宣说的内容，就是佛陀本身所证得的，与法一如，超越一切对象化(理智不二)的“如来”(tathagata)，因此先告诫他们要抛弃对名字(包括如来)等一切相对概念之执着，否则难以了解正要宣说的教法，如此就不能脱离苦海。由此可推知，佛陀之所以对五比丘如此告诫，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傲慢，而是以大慈悲心引导他们，故这亦可说是“如来”的“tathagata”。佛陀在此还对五比丘保证，若他们如此实行佛之教说，则不久必在现实的经验中，自己将跟佛陀一样成就无上梵行。这一方面表示“法”(dharma，真理)的普遍、平等性，另一方面显示世尊与(教)法一如的“佛陀如来”。这“佛陀如来”就是《相应部》中，世尊对跋迦梨(Vakkali)比丘说“观法者则观我，观我者则观法”的“我”(maj)。即，此时的“我”就是指(教)法一如的“佛陀如来”，而不是指具有无常个体的世尊肉身。

(教)法一如的“佛陀如来”与无常生灭的世尊肉身，在《阿含》中就以“法身”、“如来法身”与“肉体”来区别，《增一阿含经》卷1<序品>第1中说：

一切诸法佛所印，阿难是我法之器，若使不欲法存者，便为坏败如来教……释师出世寿命短，肉体虽逝法身在……尊者阿难做是念，如来法身不败坏，永存于是不断绝，天人得闻成道果。

《增一阿含经》卷44<十不善品>第48中亦说：

阿难白佛言：设如来灭度之后，正法存世当经几时。佛告阿难曰：我灭度之后，法当久存。……我释迦文佛寿命极长，所以然者，肉身虽取灭度，法身存在，此是其意。

在此明显指出“肉身”与“法身”、“如来法身”的不同，前者受时、空限制，所以是无常生灭的；后者不受时、空限制，所以是永远不灭的。而且，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肉身”与“法身”、“如来法身”间的区别，虽不如大乘佛教以法身为中心的佛身说，但可说是后来开展佛陀观以及佛身论的根源。

三、理想的佛陀观

(一)佛陀入灭与理想化

上节从世尊本身考察佛陀观开展的两个基调，即：一以体现究竟法为佛陀—“理法即为佛陀”；一以“如来”(tathagata)利导众生的大慈悲心为佛陀—“教法即为佛陀如来”。简言之，前者指自觉的佛陀，后者指觉他的佛陀，这两者是从佛陀一身所显现的两个属性，所以若就“佛教”这个范畴来说，理法与教法没有很大的差异。尤其对佛弟子而言，不管把佛陀看为教法，或看为理法，佛陀所教皆与理法一致，因此在他们心目中佛陀的教就是法。这样与法一如的佛陀，从教法的本质来说，是指实践可见佛陀，同时也是人人皆可成佛的根据，所以如上节所述，在世尊自己的心目中，自己与已证得涅槃的阿罗汉弟子，在爱尽欲灭的解脱心境上，是无差别的。再说，其中包含的是法的普遍性以及平等性，并不具有任何超历史的人格性。

这样的倾向由于佛陀的入灭而有了变化，弟子眼见世尊肉身消灭，留下的只是大悲感化与教法，但尚不能完全脱离历史上的世尊。但是当弟子受佛陀的大悲感化与教法薰陶日久，渐渐不只将佛陀看作为一历史上的人物，而当作为人类唯一的大伟人，因此他们愈来愈不能承认或不满足佛陀亦如一般人消灭。还有，虽然佛陀未曾说，自己是引领僧伽(sajgha)的唯一绝对领导者，但实际上当时僧伽是依于佛陀存在的团体。所以必须合理地解决眼前三宝缺一的问体。由于如上的种种因素，所以当时弟子面对佛陀入灭时，有动摇、疑惧、省察，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虽然佛陀说过“我入灭后，以戒律与法为汝等之师”，所以有些弟子唯奉教法修行，但这是过了一段时间后的事情。佛陀刚入灭时，无论修道程度高底，他们的思索抵不过失去师尊的哀伤，无法冷静地看待此一事实。有关佛入灭时，弟子们内心的感伤，在《长阿含经》中说：

世尊灭度，何其疾哉！大法沦翳，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从此无所覆护，失所依恃，如孤儿的失去父母一样的弟子们，哀伤再也不能见到佛陀时，亦不免生起深深的怀念，而且这种怀念在弟子心中慢慢增长，他们认为弟子毕竟是弟子，世尊毕竟是佛，不论从那一方面看，德行再高的弟子总是不如世尊佛陀，超越不了佛的境界。所以在《相应部》中说：

尾布罗山是王舍城之山中最胜，白山是云山中最胜，太阳是虚空中最胜，大海是水中最胜，月亮是星宿中最胜，佛陀是天界以及世界中最胜。

这是以自然世间的譬喻来赞扬佛陀的殊胜。弟子们的景仰孺慕之情，与日俱增，因此有些弟子把佛陀许多殊胜的德性具体实现出来，而有些弟子将佛陀的大悲视为人格性的存在，作为他们身心的依托，结果就在信仰上作出如下的理想佛陀。

1、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有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增一阿含经》中说：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如须弥山，出诸山顶，面如日月，亦如金山，光有远照。由此得知，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指佛弟子所认定佛陀外在身相的特质，即三十二种殊胜容貌以及八十种微妙形相。

其中“三十二相”又作为三十二大丈夫相，或略称为大人相、大士相、大丈夫相等。“三十二相”的项目，在各经典中有不同的说法。但皆不出入如下的项目，即：足、手、指、皮肤、毛发、齿、舌、声音、眼、眉间等。这些项目当中，如手足的指间有网膜、广长舌、四十颗牙齿等，若从一般生理学的观点来看，并不容易接受。此外，黄金色的皮肤、绀青色的眼、绀青色的毛等，跟一般事实不合。由此看来，我们不得不怀疑佛陀是否真的具足如此相貌。

“三十二相”并不是佛教所特有之说，而是印度一般普遍流行的传说。依据婆罗门的吠陀(Veda)，具足三十二相的大丈夫，若在家会成为转轮圣王，以正法统治四海；若出家则成为正等觉者以引导众生。而在《中阿含经》卷11<三十二相经>中，亦可见到相同的说法。

由此可知，佛教说“三十二大丈夫相”是因弟子们将所信仰的佛陀理想化，把本来婆罗教的传说，转化为佛陀的相貌。还有从理上来推测，佛教中“三十二大丈夫相”的出现，应是佛陀入灭后才传入佛教的。如果这些“三十二相”都不是于外在的身体特征，则弟子们还有可能相信眼前的佛陀确实具足。然而，即使弟子们拥有坚固的信仰，但不可能相信在眼前随时可以看到的佛陀，连在生理上都有不容易了解的殊胜形相。所以，这些描述，不太可能出自与佛陀直接接触的弟子，最早也是从再传弟子开始的。即，这些弟子没有机会与佛陀直接接触，所以他们在信仰上，接受婆罗门以及印度一般一直期待出现的大丈夫相，而视佛陀为具此理想典型者，于是具足如此圆满无缺的相实为理所当然之事。再说，在佛经中所描述的“三十二相”，是在信仰上理想的人物该具有的殊胜相，所以有些现实生理上不可能的项目也出现在理想的佛陀中。

还有，“八十种好”(或谓八十随形好)乃依“三十二相”做更微细的描述，常把此二者合称为“相好”。有关“八十种好”虽在南传为一般普遍认定之说，而且在汉译的《增一阿含经》中也屡次提过此名，但龙树在《大智度论》卷26中说：

如汝所说八十种好，而三藏中无。

由此看来，龙树所说的三藏可能是与现今的《增一阿含经》不同。“八十种好”的名称虽然出现在汉译的《增一阿含经》中，但是经中唯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未提出其一一的项目，因此完整描述“八十种好”可能是部派以后的事。

2、十八不共法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属佛陀外在的身相，在精神方面，佛弟子认为佛陀具足“十八不共法”，即十八种唯佛一人独有，不共通于声闻、缘觉等二乘，或也不共通于其他尊者、圣者。

有关佛的不共法的项目及内容，在大、小乘论中有不同的之记载。譬如，《瑜伽师地论》卷49中则有“百四十不共法”；在《十住毗婆沙论》卷10里说“四十不共法”。还有，龙树在《大智度论》卷26中批判小乘所说的十八不共法，而特别提出以智慧为其特质的大乘十八不共法。龙树认为小乘佛教者(迦旃延尼子)以十力、四无所畏、大悲、三不共意止(=三念住)称为十八不共法，但这些有部份与十力重复，而且声闻、辟支二乘也可分别具有其中的几种，故不宜称之为十八不共法。

但这些论书所说，已散见《阿含经》中。因此可能是这些论藏的编辑者把《阿含经》中所提到的内容归纳分类，并把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视为佛陀所特有。“十八不共法”在《阿含经》中，泛指“十力”(Dawabalani)、“四无所畏”(Catvaritathagatasyavaiwaradyani)、“三念住(Trinisamrty-upasthanani)”及“大悲”(Maha-karuna)等十八种法。

首先看《杂阿含经》中，有关“十力”之说：

何等为如来十力：谓如来处非处如实知，是名如来初力；……于过去未来现在业法，受因事报如实知，是名第二如来力；……。禅解脱三昧正受，染恶清净处净如实知，是名如来第三力；……知众生种种诸根差别如实知，是名如来第四力；……悉知众生种种意解如实知，是名第五如来力。……悉知世间众生种种诸界如实知，是名第六如来力；……于一切至处道如实知，是名第七如来力；……宿命所更悉如实知，是名第八如来力；……身坏命终生善趣天上悉如实知，是名第九如来力；……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是名第十如来力。……如此十力，唯如来成就，是名如来，与声闻种种差别。

依此可知，所谓“十力”是指如来具足之十种(神)智力。“第一力”中的“处”(thana)是指理所当然之理，而“非处”(atthana)是指非理所当然之理。佛陀面对任何事情，能知是否合于道理，所以“第一力”就是描述佛陀为一切知者。其次，“第二力”一方面可被包含于“第一力”中，另一方面则是跟“第九力”(天眼通)有不可分的关系。“第三力”是指四禅、八解脱、三三昧、九次第定的杂染、清静、出观等之如实智，所以若依据上述而言这是属于“共凡功德”，凡夫所具的功德，佛陀当然具足，因此没有特别提出“第三力”的必要。第四、五、六力亦可包含于“第一力”中。至于“第八力”(宿命通)、“第九力”(天眼通)、“第十力”(漏尽通)三种与“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合起来称为“六通”，“六通”也是属于“共凡功德”，所以实际上决不是“不共佛法”，而且此六通中除了“漏尽通”外，前五通非纯粹佛教特有的，本来是源自外教的说法。

由此看来，“十力”各项目彼此之间并不互斥，故它们之间根本无法明确区别。因为，若广义地解释“第一力”与“第十力”，则其他的力皆可摄收于二力中。所以说“十力”只不过是为了把佛陀殊胜之力，显示为“十种”而已。还有，“十力”中的一部份，不但不是“不共”的佛法，而且也非佛教特有的，其他宗教在论述解脱者的境界时，也常提及这些功德。因此，“十力”之所以被当作“不共佛法”，这是佛陀入灭后，纯粹依于后世人的信仰而产生的。再说，既然一般修行人都可得到这样的境界，那么对佛陀而言，就更不用说了。如此“十力”所以进入佛教，佛教徒对佛陀的信仰，可说是最大的根因。

其次，有关“十八不共法”中的“四无所畏”，在《增一阿含经》中说：

如来出世有四无所畏，如来得此四无所畏，便于是间无所著，在大众而师子吼转于梵论。云何为四：我今已办此法，……在大众中言，我不成此法，此事不然，于中得无所畏，是为第一无所畏；如我今日诸漏已尽，更不受胎……在大众中言，我诸漏未尽者，此事不然，是谓第二无所畏；我今已离愚闇法……在大众中言，我还就愚闇之法者，此事不然，是谓如来三无所畏；诸贤圣出要之法，尽于苦际。……在大众中言，如来不尽苦际者，此事不然，是谓如来四无所畏。

在前面所谈的“十力”是指如来具足的十种(神)智力，或如来证得实相之智；而在此说“四无所畏”是指如来说法时，具有四种无所惧畏的自信，勇猛安稳。

由“四无所畏”各项目，我们可窥见二事：一、佛陀对其自觉以及说法有确切坚固的自信，无所畏怯；二、佛陀成道正觉后，开始转法轮时，不断从佛弟子或外道受到非难与反对。因此“四无所畏”较为纯粹，不像“十力”包含了一些可能与二乘或外教相通的内容。

其次，有关“三念住”，《中阿含经》卷42<分别六处经>中将此称为“三意止”：

三意止谓圣人所习，……若如来为弟子说法，怜念愍伤，……若彼弟子而不恭敬，亦不顺行，其心不趣向法次法，不受正法，违世尊教，不能得定者，世尊不以此为忧戚也。……常念常智是谓第一意止谓圣人所习。……复次如来为弟子说法，……若彼弟子恭敬顺行而立于智，其心归趣向法次法，受持正法，不违世尊教，能得定者，世尊不以此为欢喜也。……常念常智是谓第二意止。……复次如来为弟子说法，……或有弟子而不恭敬……或有弟子恭敬……世尊不以此为忧戚，亦不欢喜。……常念常智是谓第三意止。

从上文可知，“三念住”是显示佛陀为弟子说法时，弟子们或违或顺，佛陀未有心动，常安住以正念正智教诫弟子。如此看来，“三念住”是针对于佛教内部的弟子所说的，有别于“四无所畏”针对佛弟子或外道非难时，对其自觉与说法有确切坚固的自信，故无所畏怯。

关于大悲在《增一阿含经》中说：

如来有大慈悲，愍念众生遍观一切，未度者使令得度，不舍一切众生，如母爱子。

由上文可知，佛陀的大慈悲，像母亲爱子女一样，怜愍度化一切众生，但其实如此的慈爱心情不应只限于佛陀，所有的佛弟子皆应效法佛陀的慈悲，利益众生，所以这就成了佛教实践的基本原理—“慈悲”。因为在初期佛教中，为他人说教除迷，使人得到正确的觉悟，乃是一种基于“慈悲”的重要活动。释尊成道后，应梵天劝请，为世人说法，也是出自“慈悲”。从此出家人慈悲为世人说法是一种义务。所以后来佛教在“慈”“悲”上，加入“喜”与“舍”，成为“四无量心”，为修行者必修的功课。如此“慈悲”既然被拿来与其他德目并列，以形成一群德目，它的绝对性意义自然也相对灭轻，因此“慈悲”变成共于凡夫修行者(共凡功德)，而不是“不共佛法”。之后随着佛教的发展与佛的理想化，佛的慈悲又不能不与一般修行者的慈悲有所区别。所以到了后代，在“四无量心”的慈悲之外，又提出了佛的“大悲”(Maha-karuna)。由此可知，把“大悲”当作“不共佛法”是极晚的事，源自弟子的信仰心。

(二)佛陀理想化的根据

经由前面的考察，可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与十八不共法等有关理想化佛陀的具体描述，源自弟子们的怀念，与信仰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所描述出来的佛陀，自然不是一般人的样子，是在肉体或精神方面，完全无缺的最殊胜者。若试图从世尊佛陀本身找寻这种信仰的根据，即可发现到佛陀对真理(法)的自觉与自信，以及佛陀的慈悲(教说)是此一信仰的动力。

所谓信仰，通常不须要合理的解释，但依信仰对其信仰的对象作具体描述时，并不表示毫无教理根据，凭空捏造。亦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与十八不共法等理想的佛陀形象，并不表示佛陀完全离开人间，却反而是人间中的理想佛陀。此外，从佛教教理的基本性格来看，绝不容许“无中生有”的说法。因此将佛陀理想化过程，需要其本身具有超人性的根据。而且，佛陀既然具足理想的殊相，必然有其合理化的理由。

据当时的理解，教法中最重要的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因果律，而且当时一般人皆确信这是事实功利上的连锁关系。此因果关系是任何人皆不可犯的铁律，所以既然佛陀具有超人性，则必有累积其超人性的善业，推就其因到前生，于是就出现佛陀的本生谭(Jataka)。

本生谭是把本来在印度流行的先贤或民间传说，转为世尊佛陀的前生累世积功的故事。这样的转化，在汉译的《中阿含经》中，极为普遍。如大天王、顶生(Mandhatr)王、随蓝(Velama)长者、阿兰那(Araka)长者、善眼大师(Sunetra)等，都说“即是我也”，成为释尊的本生。除了此王、臣、长者、婆罗门以外，还有平民、鬼神、旁生，如鹿、象、鸟等，也成为释尊的前生。释尊的“本生”，越传越多，南方锡兰所传，《小部》有《本生》集，共547种。有关本为印度民族的传说转化为世尊佛陀前生的倾向，起初是为了说明：先贤虽功德胜妙，但终就是过去(不究竟)；现在成佛，才得究竟的解脱。融摄印度的先贤盛德，引归到出世的究竟解脱。因此，先贤的盛德(世间的善业)也就成为佛过去生中的因行，而且，此世尊在过去生中的修行，引发了大乘佛教兴起的中心思想—“菩萨道”。

如上述，佛弟子为显示佛陀前生修道积功，与现今成道具有超人性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有本生谭的创作。在这样的佛陀本生谭成熟、普遍化过程中，因“佛佛道同”、“佛佛平等”等佛教共同信念，自然产生“过去佛”思想。即，世尊成佛以前，早已有过多佛，经由如世尊前生修道积功的过程而出世。这种过去佛思想在《阿含经》中有“毗婆尸”(Vipawyin)等过去六佛(包括释迦佛为七佛)说。还有，这过去七佛说倍增为十四佛、二十四佛等，有更多的过去佛思想在佛教界传说开来。此外，既然以前有过去佛，则亦自然生起佛佛前后相续的说明，并产生未来弥勒(Maitreya)成佛的传说。

在原始经典中除了如上述时间上的多佛(三世诸佛)以外，亦可见到空间上的多佛(现在他方佛)说。即，《增一阿含经》卷29中说：

是时目连礼世尊足，即于如来前没不现，往诣东方七恒河沙佛土，有佛名奇光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彼土。

三世诸佛，不论传出过去的佛有多少，对固有的佛法，不会引起什么异议。但现在的十方世界有多佛同时出世说，在佛教界所引起的影响，是出乎意想以外了。譬如，《中阿含经》卷47《多界经》说：

若世中有二如来者，终无是处。

《增一阿含经》卷32中亦说；

一商客中终无二导师。一国之中亦无二王。一佛境界无二尊号。

由上经文看来，二佛不能同时，是肯定的，没有例外。但这“二佛不并”之说，若直接接受其表面文意，则跟“佛佛道同”、“佛佛平等”等佛教共同信念有所不合，故后来引起了争论。虽然如此，由于上述的三世诸佛以及现在他方有佛说中可窥见到大乘佛教多佛思想的萌芽。有关多佛思想的开展，留待日后再详细讨论。

结论

佛教系强调知性、情感、意志三者必须平衡的宗教，透过观照缘起性空的般若智，看透世间的无明迷障，以对众生的慈悲心，行自利利他的大愿行，不同于其他只强调信仰的宗教。但佛教的目标是救度，使其由生死的此岸度到涅槃彼岸，许多的教说便不得不权巧施设，使众生能有个入门阶梯，如龙树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于是在世谛流布中，或重于理智，或倾向信仰，但都是佛法的呈现，都是佛法顺应不同根机而有的发展。

佛教在流传中，或许是理智与信仰彼此之间的砥荡，因而产生了佛陀观此一兼具理智与信仰的中性概念。在原始佛教文献中，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透过理智断尽烦恼，并游化各地说法，教导弟子如何理性的面对自己的烦恼以达到解脱。他是在人间成佛的典范，鼓舞众生透过理性的淬炼，人人皆可成佛。佛陀虽创立佛教，却未以教主自居，这可从律藏中佛说“我在僧数”以及各僧团依律如法羯磨无统一的中央教会二事可以窥知。然自佛入灭起，随着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日增，佛陀越是被理想化，到大乘佛教经典出现，佛陀的形像有了钜大的转变，寿命长远乃至无量，身长高大甚于天神，神足凌空不再需要托钵洗足，佛愈来愈信仰化、理想化，成为信仰的对象。考察佛教的佛陀观之发展，可以清楚的看到佛法在流传过程当中，如何兼顾信仰上所希求的永远性，以及“诸行无常”之教理所呈现世间的无常性；如何贯彻其作为知性宗教的特质，又能满足一般信仰的渴望。

据于以上的考察得知的是：原始经典中所见到的佛陀观是一个从历史到超历史，或是从超历史到理想化的演变开展，但此过程并不排斥原有的传统。一般化时，始终未忘记历史上具特殊性的世尊佛陀，纵使后来产生三世诸佛以及现在他方有佛思想之时，也兼顾此土只有世尊一佛。

在原始佛教中，佛陀本身是个纯粹历史上的宗教家，但佛入灭后，当时的佛弟子看待佛陀，却不只看为一历史上的人物，这时候佛陀已具有历史与理想(超历史)的二面，这是《阿含经》一般所呈现的佛陀观。